一九八0年秋天，林正秋正式調(diào)進杭州師范學院（下稱“杭師院”）。

進入歷史系不久，他向系領(lǐng)導提出了一個請求，開設(shè)地方史課程。

他說：“在大學歷史系中開設(shè)“地方史教程”，這是理所當然的事，這個想法由來已久。

我國面積是如此的遼闊，東西南北中，差異很大，文化歷史、地理特色、人物思想、風土人情、民族結(jié)構(gòu)有著不少差異，可是是學校里只有全國史、世界史，卻沒有地方史，這個課題很值得探討。學生只知道黃河、長江，知道上海、北京，卻不清楚家鄉(xiāng)附近的那條河、家鄉(xiāng)的這座城鎮(zhèn)的文化歷史，故鄉(xiāng)這塊土地的故事，難道不是咄咄怪事嗎？

杭師院，作為一個地方性的師范類院校歷史系，讓學生了解本土文化歷史，這是順理成章的事。當然，我主張開設(shè)地方史的主張，還有二個因素，一是基于個人的鉆研與愛好，另一個原因則是“地方史”是個冷門，全國大專院校尚未設(shè)立地方史課程。

如果是中國史，或者，世界史，作為區(qū)域大專院校的“杭師院”，那有條件與北京大學、復(fù)旦大學，這些全國知名學府拚高低？惟有地方史，杭州存量多，資料較豐富，一個不可多得的強項；另一個考慮是，作為六大古都之一的杭州，對于故都文化研究，與全國其它古都相比，杭州能起到領(lǐng)跑作用，因為當時（八十年代）全國著手地方史研究的科研機構(gòu)有限。

又說：“這個主張?zhí)岢鰜砗螅瑤熢侯I(lǐng)導層相當支持，在歷史系成立了‘浙江地方史研究所’，系內(nèi)開設(shè)了‘地方史’課程，安排我擔任地方史研究所所長，主講本省地方史?！?/p>

林在獲得領(lǐng)導的支持后，有了機會，全神貫注地投入到自己所鐘愛的地方史研究與教學當中去，潛心研究杭州乃至浙江歷史了。這門課是新設(shè)的，尚屬“前無古人”狀態(tài)。

在民國之前，私塾或書院中幾乎沒有系統(tǒng)的教過現(xiàn)代意義的歷史學，但是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地方史志的刊印，除了戰(zhàn)爭、災(zāi)荒與特殊年份，留存了浩翰的文史典籍。雖說在文革動亂年代，在“破四舊”時期（注1），民間典籍大抵銷毀，但是在圖書館古籍部卻得以幸存，有確鑿的資料可以查考，這是一個優(yōu)勢條件。

進入民國以后，雖說譚其驤（注2）一九四七年應(yīng)浙江教育會之邀在杭州湖濱民眾教育館做過《杭州都市發(fā)展之經(jīng)過》這樣的演講，發(fā)表在當時的報刊上，但是文字簡約，屬于杭州城市史文化最早的系統(tǒng)研究，只是遠沒有達到可供編寫學校課本作為依據(jù)的份上。

開設(shè)之初，課程面臨“三無”狀態(tài)，即無先例可以遵循、無教學大綱和教材可以參考、無浙江地方史編目，當然，也沒有課題費，一切科研費用全要自已掏腰包。

初始，地方史教學授課教師只有林正秋一個人，困難可想而知，獨自承擔起查閱資料、備課、授課的任務(wù)。沒有現(xiàn)成教材可以利用或參考，便四處尋找、搜集、積累地方史料，并同步開展了有關(guān)以地方史為核心的專題研究。素材的逐步積累，有個聚沙成塔過程，從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九年期間，他撰寫了四十余篇地方史研究論文，同時出版了幾部專著，包括《南宋都城臨安》、《古都杭州研究》、《古代杭州研究》等。這些內(nèi)容其實就是他逐步演進提升的過程，也為他文革前在學軍中學教書時，在圖書館古籍部研讀典籍的成果做了注解。

整理古籍與編寫講義

林生活簡樸，為人隨和，不抽煙，不喝酒，不喜歡打牌、搓麻將、不擺架子，惟有的嗜好就是看書、購書。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有一次在舊書店見到一套清代版《咸淳臨安志》，出價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幣，一個可觀的數(shù)字，幾乎相當于他的二個月工資。

他見了愛不釋手，馬上將那套書買了下來。

到了七十年代末，聽說臺灣出了一套張其鈞先生（注3）主編的《中國文化大詞典》，僅管要價三百多元人民幣，仍然咬了咬牙，將那套書買回家。

多年來的資料積累，使他對宋史的研究又上了一個層次。

不過，沒有現(xiàn)成的教材與方案，只得自己編寫講義。自此，林正秋有了機會一心一意投入到研究地方史。當然，這門課尚屬“創(chuàng)始階段”狀態(tài)，沒有現(xiàn)成教材可參考。

于是，四處尋找，搜集地方史資料，自己編寫教材。

首選地點就是浙江圖書館孤山古籍部，他常常帶上二個饅頭，用熱開水泡壺茶，簡單地解決了午飯問題。時間泡在故紙堆里悄然流逝，終于整理出一套系統(tǒng)的浙江地方史講義（《古代的杭州》）供師生研究與教學之用。

林說：“那時，我常常一個人一整天呆在浙江圖書館孤山古籍部閱覽室查資料，做了許多筆記，寫了成千上萬個條目?！?/p>

每次去圖書館查閱資料，生怕看了后，一時用不上，就會成為過眼煙云，如果將來寫作要派上用場，再找就費時費力了。他總是隨身帶著卡片，分門別類的寫著“杭州城門”、“杭州人口”、“杭州街巷”、“杭州市井”、“錢塘江”等，以備將來寫相關(guān)論文時查考，可以激發(fā)新的靈感，這樣不停步的抄寫、不停步的記錄。如果以數(shù)量計算，每天抄七、八張的話，抄了成千上萬張卡片，可以裝得下整整幾個箱子！

按制度，讀者在圖書館看書，對于借閱珍貴的古籍文獻，中午必須交回，下午開館時再續(xù)借。孤山圖書館周圍沒有廉價食堂，中午必須趕到杭大宿舍吃飯，會浪費許多時間。

管理員見林每天上午、下午來回跑，很辛苦，同情地說：“要么這樣好了，中午閉館時，你借的書就不用還了，我們給你泡瓶熱水，你帶點干糧來，在館中吃飯罷?！?/p>

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，林只是一名講師，工資不高，常常自己帶上二個饅頭，用熱開水泡壺茶，簡單地解決了午飯。他說，沒有什么課題費，一切費用全要自掏腰包。

古籍部的復(fù)印是要收費的，每頁二元。對于一名青年教師，也是一項不小的負擔。一般的情況，多是手抄，實在不得已才去復(fù)印。后來，管理員見他復(fù)印數(shù)量多，又是自費，起了惻隱之心，說道：“我們開個特例照顧你，每頁只收一元?！?/p>

說到當年編寫教材的艱辛，林說:“調(diào)到杭州師范學院成為我學術(shù)研究的一個轉(zhuǎn)折點，領(lǐng)導支持我的科研活動，讓我在工作中心情愉快。那時年青，精力旺盛，分秒必爭地搞科研，盡力每天做到工作十六小時以上。改掉了多年來養(yǎng)成的午睡習慣。

我在想，每天爭取多做一、二個小時，那么，一年十二個月，對我來說，不就變成了十三個月？把過去荒廢的十年時間奪回來。不過家里只有十八平米住房，晚間，家人要看電視，為了避免打擾，我就背著屏幕寫文章。

那幾本書，《杭州史話》、《南宋故都杭州》、《南宋都城杭州》、《宋代菜點概述》和《浙江經(jīng)濟文化史研究》就是在那個時期，這樣的條件下寫成出版的（注4）。”

日積月累，時間就這樣泡在故紙堆里悄然地消逝了，林正秋終于整理出一套系統(tǒng)的浙江地方史講義，供學生、教師研究與教學之用。

市民對于城市歷史盲然無知

近現(xiàn)代以來，專門研究杭州地方史的資料不多。大致上說，清末民初，只有簡約文字的鄉(xiāng)土記錄，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，浙大史地系張其鈞教授撰寫過相關(guān)論文，作了一些探索，但當時找不到原始資料。后來，譚其驤教授也撰寫過類似作品，只是零打碎敲，談不上系統(tǒng)研究。至于鐘毓龍寫的《說杭州》只是一種大雜燴式的資料羅列，不能作為教材。

杭師院成立了浙江地方史研究室，初始只有三個人，除了林正秋之外，還有陶水木與徐海松二位。在師院歷史系開設(shè)地方史課，由林老師主講本省歷史。

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，頻頻有外賓到訪杭州，常常被問及城市的文化，負責接待者要介紹杭州與西湖歷史文化，可手邊沒有現(xiàn)成資料，于是，文化局就將林寫的那本講議借去。前段時間（2018），當年的文化局長胡效琦特地將這本講義還給了林老師，或許，從這個小事例可以窺探到，經(jīng)過文革這樣史無前例的浩劫，到了八十年代，不僅一般市民對城市歷史文化盲然無知，就是文化部門領(lǐng)導干部對于這座城市知識的了解也相當貧乏。

初次上地方史課

初次上地方史課，立即受到學生的歡迎。他將從古籍，尤其是本地方志中“掏”出來的地方文化內(nèi)容，按朝代與地域劃分為章節(jié)，每節(jié)課講解一個中心。

作為區(qū)域性的杭州師范學院，學生大多來自全省各地，他們對于這片生我、養(yǎng)我、滋潤自己成長的土地，祖祖輩輩居住地方的經(jīng)濟與文化，立即產(chǎn)生了濃厚的興趣。

林將杭州從原始社會到秦漢時期，吳越國與南宋首府、明清，一直到民國的歷史脈絡(luò)清楚地呈現(xiàn)給學生。又從杭州人口、經(jīng)濟和文化等多個角度，進行了分析，描繪了一幅古代杭州社會的圖畫，并把歷史上杭州的街巷和當今現(xiàn)狀進行對照，確切的史實、生動的講解，讓學生見到了先人的睿智與勤奮的努力與創(chuàng)造，也是他們聞所未聞的史實，不僅聽得津津有味，開拓了視野，打開了另一扇前所未有的知識窗戶。

師范生又將大學傳授的歷史知識帶到各地的學校，愛祖國、愛家鄉(xiāng)蔚然成風。

“一生一世做好一件事”

這是一個浮躁與急功近利的年代，如若林正秋那樣的人，將一生的精力沉浸于一項事業(yè)，埋頭教學與鉆研業(yè)務(wù)，一絲不茍，數(shù)十年如一日，專心致力于專業(yè)者，委實不多。

剛進杭師院時，同事稱他“小林”，后來，改稱“老林”，一直到今天（2020），大家又尊稱“林老”，幾十年過去了，歲月流逝，平平淡淡，教書、寫作、奔走，一生帶過。

在人的一生中，難得的不是做一件事，而是一生一直在做一件事。

本文在創(chuàng)作上，沒有林的“豐功偉業(yè)”，沒有氣吞河山的豪言壯語，也沒有說到他運籌帷幄的雄才大略，只是敘述了一名教師的平淡一生，化費畢生光陰，除了教學，悉心研究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，融會貫通到自己的學科，應(yīng)用于今天的建設(shè)與未來發(fā)展上。

也許，成為這座古城市民的一個縮影，一種鍥而不舍的精神，不值得提倡嗎？

有人說，林筆錄的地方史研究資料，以及寫的成千上萬個條目與卡片。

在漫長的五十多年間，謹慎購買的珍籍、做的大量筆記，可以佐證杭州地方文化歷史研究進程的一個細節(jié)，也成為杭師大的一份財富。難道不值得存放在地方檔案館，或者，放在杭師大校史室、圖書館，作為文物、也作為師生向科學進軍獲得成果的例證，可以激勵后輩師生再接再厲在自己的崗位做出更多的成績。

毫無疑問，對于杭州或本省地方史的研究，正有待于后人的進一步挖掘與繼續(xù)奮發(fā)的突破，浙江的每一個縣城與鄉(xiāng)鎮(zhèn)，每塊地域都有非凡的文化，難道不值得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。林正秋已經(jīng)邁出了可貴的第一步，接下來，有待于后人的奮起直追。

多年以來，林編寫的教材只是作為杭師院的內(nèi)部教學講義，延用了十幾年，直到二00二年林行將退休之際，才正式出版，成為全省大專院校歷史系的課本。

注釋：（注1）“破四舊”指破除舊思想、舊文化、舊風俗、舊習慣。1966年6月1日，人民日報社論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》提出"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、舊文化、舊風俗、舊習慣口號;《十六條》規(guī)定"破四舊、立四新"是文革重要目標。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，通過《關(guān)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》(簡稱《十六條》)，肯定了破"四舊"提法（摘自網(wǎng)絡(luò)）。

(注2)譚其驤（1911-1992）字季龍，嘉善人，中科院院士，著有《長水集》等（摘自網(wǎng)絡(luò)）。

（注3）張其昀（1900-1985），字曉峰，鄞縣人，任浙江大學史地系主任、文學院長、中國地理學會總干事，著有《南宋都城之杭州》、《政治地理學》、《中華五千年史》等（摘自網(wǎng)絡(luò)）。

（注4）引自《一位研究杭州的溫州學者》刊載于《溫州都市報》2007年11月5日”學人專欄“。